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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86年所著《教学通义》，“以教言治”，即曾多次提及制度改革问题，如他说:“周制以时王为法，更新之后，大势转移，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前朝典礼废不可用，人皆弃之如弁毛土梗”[8]（135）[11]；并对孔子改制郁而不彰表现出关注和遗憾:“孔子改制之意隐而未明，朱子编礼之书迟而不就，此亦古今之大会也。朱子未能言之，即言之，而无征不信，此真可太息也。”[8]（139）[12]后在桂林讲学，康有为以今学言改制的思想已相当明朗。他在《桂学答问》中强调指出，制度与义理原是孔学中并立的两翼，孟子多传义理，荀子多传礼制，后朱子多言义理而少言制度，孔子改制大义遂告中绝。在该文中，他还明确说道，孔子是为后世制法的改制素王，孔子创设的新制即存于《春秋》之中:“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