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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牵涉到另一重微妙繁复的关系。法农在论述殖民地文化时说:“殖民主义不会满足于仅仅控制某个民族以及掏空当地人民一切形式与内容的心智而已。出于某种不正常的逻辑，殖民主义转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将这个过去扭曲、破坏、摧毁。今天这种贬抑殖民前历史的工作隐含着辩证的意义。”他所谓“辩证的意义”，最常见的就是被殖民者对过去历史的“乡愁”和“向往”:“这种热情的研究私底下莫不期望在今日的痛苦之外，在自悲、自弃、逆来顺受之外，能发现某些美丽而辉煌的时代。”这种“寻找”和“发现”的逻辑自然是相信“历史”的稳定不变，它仿佛就潜藏或遗忘在某个隐秘的角落，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就是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被殖民者从殖民者手里“拯救了历史”，同时也“拯救了自我”。在我们看到的香港文学、电影诸多回响着“怀旧”旋律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这种天真的、一厢情愿的历史观。殊不知，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交织在一起形成“内（部）外（部）殖民”的复杂图景时，那种清白的、未被污染的“历史”作为“他者”的虚构，不仅不是一个固定的可供最后回归的源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再生产了与殖民者一致的“二元对立”的逻辑，进一步地强化了殖民者存在的合法性。“香港意识”的建立当然不能依赖于这样一种想像历史的方式，“香港历史”的书写需要另外的“想像”和“再现”，它容纳差异，承认混杂，表现的视野既在“香港”之内，又在“香港”之外。